那墙角长在一栋像碉楼一样的祠堂身上。老式青砖灰瓦的祠堂，孤零零地坐落在碧岭村的东南角。沿着一条曲折的小巷，步行一里，绕过这个不知存在了多年的祠堂，基本上就算走出了碧岭的街区。这时候，四下里一望，不是待建的工地，就是荒芜的田野。往东南远点是炮台山。山坡上杂树丛生，山坡下堆叠着几排废弃的各式老房子。来深圳打工的第二年，我们就租了这里的一间房子，住了大约一年多。
碧岭村，这个曾被我误以为就是深圳的村子，其实是深圳市龙岗区坪山镇管辖的一个自然村，地处碧山和炮台山之间。初到南方打工，我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这个村子。那时候村子刚开始发展，只有两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区，几十家工厂分两片?a href=性釉诰用袂蜕桃登洹Ｕ龃遄用婊剂椒焦铮筇宄省扒弊中巫础！扒弊稚厦嫔隼吹牧绞钦谛藿ǖ墓贰Ｒ惶跬ㄍ荷秸颍惶踔赶蛄诜较颉＞驼夤饩埃杂诶醋员狈狡杜┐澹奔偈兜奈依此担丫闶强搜劢缌耍醯么謇锝智姆被潭纫丫芎屠霞业南爻窍噫敲懒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打工生活，比在家种地好不了多少。活计苦累，工资微薄，食宿也极差。不过因为我们都怀揣着“慢慢会好起来”的憧憬，耐心都很好，包容性也很大。对于那时候流行的超长加班，工资不达最低标准和拖欠工资什么的均没多少知觉，更谈不上反抗了。工友多数是农村跑出来找活路的苦孩子，觉得能找到事做已经是不错了，敢挑剔的真不多。我开始最难忍的部分就是吃饭和住宿中的细节。一个是吃不惯南方的“清淡口味”，觉得每一顿的菜都少油无盐，远不如老家的咸菜容易下咽。再就是非常不习惯厕所和冲凉房二合一的配置，洗澡时经常在肆意弥漫的恶臭里作呕。不过这些我也都是默记在日记里，私下和几个混熟的工友说说而已。不敢在公开场合提意见，是怕被炒了鱿鱼沦落街头。
那时候工友之间喜欢比较工资。但很少有人会想工资高低不等的原因，最多也就是比一下工龄。好像对工资也有些麻木。因为所有的不合理，不公平都只局限于私下说说，私下听听，一无所为。普通工人的月薪最高不过三百多，最低也低不过两百多，进退的空间和总额都很有限。
让我对工资敏感起来的是一个叫陶池的工友。这位来自河南固始，矮胖敦实的小伙子，跟我一起上夜班，彼此关系很亲近。他喜欢在早上下了班拽我去一家潮州小吃店吃早点。一盘辣椒炒米粉加一瓶珠江啤酒，合计两块五，我们吃得贼香。不过也不能每天如此，毕竟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得花七十多元之巨，我们都承受不了。有天我不去了，他拽住我说就最后一天了。然后又跟我说，你瞧咱这个工还有啥做头？一天两块五的饭钱都吃不起。袁哥我不瞒你说，今天我的钱都是昨天将一条牛仔裤卖给老乡才有的。我看看他说，是不是咱赚的少了？要是咱一个月能赚五百，那不是花一百也还有四百啊。他说除非你当总管，要不主管也行。我问他总管和主管有多少工资？他说总管有八百多，主管有五百多。我很吃惊，那时候这个月薪数对我是一种理想。
秋天的时候，老婆来了。要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她开始最难忍受的也和我一样。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在外面租房子住。这就找到了山脚下的废旧民房。当时有不少打工人都在那里住，因为房租很便宜，大房子一百，小房子五十。我们凑合着也能承受。
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早出晚归的日子，每天两次都会经过祠堂背后，就和那转弯处的墙角结了缘。晚上抹过墙角，有种出了城区到了农村的感觉；早上抹过墙角，有种走出农村进了城里的感觉。大家晚上只要一过墙角，说话的声音就大了起来，开始抱怨老板冷血，工资太低，总管太凶什么的。好像一过了这个墙角，胆子就大了。我习惯在每次走到转弯处的墙角，就伸手摸一把。另一只手就捏捏握着的老婆的手，说一句固定格式的话。就像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一文里描述的那个父亲，他每逢周日总要站在海边，对着大海说那句永不变更的话一样，我总会感叹，“我要是每月能挣到五百元该多好啊，那样一切就轻松了”。说的次数多了，有时候因为什么事忘了说，老婆会提醒我，她好像很爱听我说这句话。
就在这处斑驳的墙角，我一年里从五百感叹到八百，又从八百感叹到一千二。后来虽然我们搬走了，很少再经过这个祠堂了，但我还是会偶尔用另一个数字跟老婆感叹。
二零零二年的五月之后，我将那墙角的画面连同那句固定格式的话，装裱好收藏进了记忆的博物馆。因为我创建的电子公司在五月一日开业了。偶尔闲暇，和老婆一起回味当年的打工生活，一触及到这个“墙角”，老婆总要逗我，央我说一遍给她听。我由衷地说完她总要补一句，你现在厂里的职工有像你当年一样的感叹吗？老实说，我不知道。
我的想法很矛盾。我似乎希望有，也似乎更希望没有。十多年了，我常常在午夜的梦里，去我记忆的博物馆，一个人驻足欣赏着我珍藏的“墙角”图画。我有时觉得我的职工也像我一样，在遭遇他们的“墙角”时，会发出这种低沉的感叹。但有时我又分明地觉得他们没有这种感叹。在我听到他们新的，我未曾经历过的感慨时，对着他们匆匆跳槽的背影，我总是衷心地祝愿他们懂得留下该留下的，放下该放下的。
